文艺学的新开拓

我国文艺学自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新的开拓。人们从不同的哲学基础去探讨文艺学，因而产生认识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实践论文艺学以及象征论文艺学外，还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文艺的本质作深入的探索，如在文艺语言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等领域的新的研究。而乔山同志的《文艺伦理学初探》的出版，则标志着文艺学研究的又一侧面的新的开拓。

从唯美主义的立场，除承认文艺的审美本质外便否认文艺有其他的本质。而实际上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多重的本质。所以列宁曾指出，人类的认识就是对这种多重本质的不断接近。他说：“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也是“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08页）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意识，它实际上是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的载体。文艺的产生不仅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人们的道德伦理关系及其意识也分不开。从道德伦理这一侧面去研究文艺，正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对文艺本质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惜前人在这方面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很少。而乔山同志的新作正属这方面研究的相当严谨和深入的新成果、新开拓。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文艺伦理学从广义上属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涉部”，而从狭义说则属于“文艺学与伦理学的交涉部”。他把文艺伦理学定位为“以研究文艺与伦理的审美关系为旨趣，以探讨文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伦理道德的美为对象的”的一门新学科。全书不仅体现了具有广泛学术视野的理论思考的科学性、深刻性和现代性，而且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致力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全书第一章便围绕文艺伦理学的建构，分别论述了文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以及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还从文艺本体论去阐明构成文艺本质的真、善、美三者的相互既相区别又相密切联系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全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科学而严谨的基础。第二章则以“文学与伦理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理解透视”为题，不仅对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作出理论的阐述，而且结合中外文学史的事实，详细论述了文学史就是“形象的伦理史”这个命题，立论稳妥，引证资料丰富。最后又进而从价值论透视文学的道德评价、从社会学透视文学的道德职能及其与审美化道德教育的关系。第三章的研究视角又转向文学创作与伦理的关系，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观点，既反对对文学的非道德评价，又反对文学创作中的“道德决定论”，实事求是地论述了道德伦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考察了个性描写与道德抉择的关系；还对人性与婚恋题材在历代作家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四章则论述文学批评与伦理的关系，对中外传统的道德批评及其道德观的嬗变做了细致的考察，并有专节评析了西方现当代文论的道德观，对文学评论中历史观点与道德观点的矛盾与统一等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全书最后还以高尔基的名言“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为结语，认定文艺学，美学作为“未来的伦理学”其职责正是“要通过审美手段来培养和造就能够以实现全人类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一代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学活动的长远战略目标必须从‘未来伦理学’的高度来作为衡量和评判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尺度。如果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消解和丧失伦理道德内容、性质和功能，那么这必然使作为‘未来伦理学’的长远目标和战略构想落空。”可见，这一著作在当前不仅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在针对近年流行的消解文艺的道德伦理这种思潮方面也具有现实的战斗意义。

文艺与道德伦理的关系在历史上是相当复杂的。乔山的这本著作正是充分注意到这种复杂性，如谈到文艺中的审美关系和道德关系时，就既注意到两者的相融互渗，又注意到两者的背离逆反和双向互动；在谈到艺术家的道德良心时，既注意到它和历史发展的意向与要求相悖谬的状况，又注意到它存在先矛盾后统一或从矛盾中求统一的状况；在论述真、善、美的辩证统一时，又分别论述了真的不善不美、善的美的不真、不善而有美的魅力、没有美的魅力而善以及作家的艺术才能和政治道德缺陷的反差等种种情况；在谈到文艺与伦理的关系时，既注意到“为道德而艺术”的倾向，也注意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等。这样就使他的理论阐述避免片面性并更见深度，也更能服人。